个人并不单纯因为害怕而服膺秩序，也并非因为理解宪法的规范含义才认同政治，经由意识形态的观念凝聚，［56］行宪的引擎启动，成为行宪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无论如何，缺乏来自宪法体制的规范与制约，这一集中状态显然与法治化的紧急权力规制相去甚远。这就与警察权在现代社会秩序维系中的实践功能形成一定的张力。
[4]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122页。[28]在这个意义上，近现代宪法的控权理论，很难回应所谓警察权滥用的难题。这与福柯所描述的微观权力实践形成巨大反差，从而对现实的警察权运行产生较大影响。我们所熟知的警察权滥用话语，本质上是这一互动关系的话语转述，只不过是带有明显的偏向，它忽视了警察权为实现其功能而可能与宪法文本构造所产生的张力。[35] 当然，有理由相信，如果无法根除实践中助长侦查权强化的诸多因素，那么这一规范调整也势必陷入虚置。
[34] 参见韩大元、于文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真实具体的纪律构成了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的基础，它继续在深层影响着社会的法律结构，旨在使高效率的权力机制对抗已获得的形式框架。这种监督与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有一定重合，但二者亦有区别：国家监察机关监督的重点是监督对象的廉政情况，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反腐败。
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它必须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对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也包括对国家机关负责人和国家机关工作部门负责人的监督。[10]这一规定的宪法根据是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首先， 国家监察机关在性质上不是司法机关，它不能行使国家检察机关的公诉权，更不能行使国家审判机关的审判权。
在公职人员实施了轻微违法违纪行为时，监察机关通过谈话使其悬崖勒马，改过自新。（4）公办教育、科研、文化、医疗、体育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
因此，我们进行国家监察法立法，必须特别重视体现民主、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的现代法治精神的程序。对违法失职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出撤销其职务的决定，但监察委员会主任违法失职，只能由选举产生他（她）的人大罢免。另外，国家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监督的范围包括领导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而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对公职人员监督的范围仅限于领导干部，如政府和政府部门正副行政首长、法院、检察院正副院长、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副主任，而不及于一般工作人员。现行《行政监察法》规定的五项职责是：（1）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
第五项法定其他职责中的法律、行政法规可改为法律，去掉行政法规，即限于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4]《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但监督者本身也应该接受监督。一定人数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可向监察机关书面提出质询案。
（3）证据审查核实制度。（五）对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 国家监察机关是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机关。
监察机关在掌握了公职人员实施违法违纪行为的线索或证据时，通过讯问核实相应线索或证据。此外，国家监察法还要规定监察对象在接受监督过程中寻求救济的方式和获取救济的途径，使之在其合法权益受到监察机关违法侵害时能得到伸雪冤屈的机会。
[9]国家监察关系属于宪法性法律关系，它的内容不同于行政法律关系，但其形式和类型则有与行政法律关系相同或相似之处。（5）社会自治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关于国家监察机关内部的纵向关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决定》规定，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常委会可以安排参加视察或专题调研的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10]其次，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
首先，国家监察法应确立国家监察机关的性质和地位：国家各级监察委员会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监督。其次，国家监察法应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组织体系，确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及它们的派出机构，各级监察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相互关系。
当然，这一关系还需要国家监察法立法予以具体化。虽然不能对此二者单独立法，但在即将制定的国家监察法里，必然要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大致组织结构、基本职责和权限，以及对国家监察可能的违法侵权行为的救济。
很显然，要使国家监察制度顺利和有效运转，必须通过国家监察法明确监督方的权力、责任和被监督方的权利、义务，调整好监督方与被监督方的法律关系。一是《行政监察法》的模式。
所谓基本法律，就是说在相应调整领域，其具有统率其他一般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地位。监察工作必须特别注重事实、注重证据，为避免冤假错案，应建立严格的证据审查核实制度，只有证据过硬，才能办出真正的铁案。二、国家监察法调整的主要法律关系 国家监察法调整的法律关系[9]主要有下述五种： （一）国家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的关系 国家监察法调整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无疑是国家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的关系。[18]行政拘留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刑事拘留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
为了科学合理地调整这些关系，国家监察法应对国家监察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和监察手段、监察程序，以及对国家监察机关本身的监督、对国家监察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机制进行周密的设计和规范，以保证国家监察机关既有效行使反腐败职能，又防止其滥用权力。而国家监察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监督关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只是国家监督关系的一种），国家监察法的执法主体是国家监察机关。
（3）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15]即二者的关系属于监督关系。
[12]但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国家的执政党地位而言，它的纪律检查机关对所有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在理论上也是能够成立的。[3] 国家监察法立法涉及法治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多方面的问题，如国家监察法的性质、地位和国家监察机关的性质、地位。
指搜查违法违纪嫌疑人的工作场所、住宅、人身等，是监察机关调查取证的一种较严厉的手段，运用这一手段需要特别慎重。[8]三定办法，原称三定方案，是我国在组织法尚不完善，且短期内又难以完善的历史条件下，由国家编制机关发文规定国家机关组织的有关事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机构、职能、编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1]既然是重大改革，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指示，[2]必须立法，即制定国家监察法。
（五）国家监察机关内部的纵向与横向关系 国家监察机关的内部关系也是国家监察法应予调整和规范的一项重要关系。这种关系是如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关系一样，二者完全融为一体，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1]还是两个机构，合署办公，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职责上仍有所分工，前者主要实施法律监督。
其次，国家监察法要规定国家监察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程序，确定其怎样对监察对象进行监督，保证其监督既有力有效，又不任性、恣意。国家监察机关的职责、履行职责的权限和法律手段。
（三）国家监察机关履行职责的权限和手段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决定》确定了国家监察机关履行职责的十二项权限和手段，它们分别是：（1）谈话。上一级监察机关的复核决定和国务院监察机关的复查决定或复审决定为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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